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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章里的改革史》一篇文章里的朦胧诗历史
发表时间:2018-12-19 08:36:48来源:中新网广西

摘要提示: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伍明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诗人北岛的《回答》开篇两句,直到现在仍经常被引用。同样的两句诗,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其实,“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才是诗人想要表达的本质意义。

      舒婷的《致橡树》,是一首爱情诗。作者通过木棉树对橡树的“告白”,来否定世俗的、不平等的爱情观,呼唤自由、平等独立、风雨同舟的爱情观,发出了新时代女性的独立宣言,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与向往。“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朦胧诗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呈现为诗境模糊朦胧,诗意隐约含蓄、富含寓意,主题多解多义等特征。朦胧诗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然而,这在当时文坛却引起了争论。

      当代著名诗评家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最初发表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迄今虽已逾38年,仍屡屡被学界所援引和阐释。该文与孙绍振1981年发表于《诗刊》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1983年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的《崛起的诗群》,都是为朦胧诗运动辩护的名文,被后来的研究者并称为“三个崛起”,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的行文风格,既不同于孙绍振一贯擅长的锋芒毕露的雄辩,也异于徐敬亚作为一位亲历者对朦胧诗所作的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而是在总体上呈现为温和、从容的论述话语中,富有策略性地保持某种必要的批判力度。

      针对当时保守评论者们对朦胧诗的种种批评和打压,谢冕在文中所作的回应,可谓有理、有据、有节、有力:“对于这些‘古怪’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

      这里的回应既有对当时诗歌创作现实的考察,也有历史化视角的反思和观照,显然不是那种剑拔弩张式的观点对垒,而是留有一定回旋余地的逻辑演绎,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的。这种逻辑理路的迂回推进,也充分体现在频频出现的“未必”“不一定”等关联词上:“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大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何况‘古怪’并不一定就不好。”只要细加推敲,可以发现古怪一词在这里被加上引号,表面上看是对批评者观点的引用,实则隐含某种否定的意味。

      后来被指认为朦胧诗代表性作者的北岛、舒婷、顾城、芒克、江河等年轻诗人们,当时不仅已经在影响力日隆的民间刊物《今天》发表诗作,迈出他们走上诗坛的第一步,很快地,《诗刊》 《星星》《福建文艺》《安徽文艺》等各地的正式刊物也开始不断地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这些青年诗人在各种刊物上纷纷亮相,在同龄读者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构成谢冕写作《在新的崛起面前》的时代语境和思想背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的发表和传播。这两首诗后来被公认为朦胧诗的扛鼎之作,最初发表在1978年12月出版的《今天》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之后很快就引起各界读者的极大关注。

      其中有一位值得特别关注的读者,为这两首诗在更广大范围的传播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位特殊的读者就是《诗刊》当时的编辑邵燕祥。作为诗人的邵燕祥以一种敏锐而超前的眼光,先是在《今天》杂志惊喜地发现了这两首诗,之后便努力争取到《诗刊》主编严辰的大力支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跳过初审程序,直接把《回答》和《致橡树》分别编发在《诗刊》1979年的3月号和4月号上。经由《诗刊》的有力传播,北岛在《回答》中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而舒婷在《致橡树》中为重塑现代女性形象而高声呼告:“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都在年轻读者心里掀起阵阵共鸣的浪潮,为朦胧诗运动建立起一个重要的话语据点。

      谢冕关于朦胧诗的“崛起”论,不仅体现了一位优秀批评家过人的理论勇气和展望未来的开阔批评视野,也显示了作者纯正而敏锐的艺术感觉。不难发现,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中虽然并未具体评论朦胧诗作品,却对青年一代的诗歌写作表达了极大的包容和热切的期待。在谢冕看来,朦胧诗的出现之于中国新诗的重要意义,堪比五四时期早期新诗的发生,他从与世界诗歌关联的纵向维度和新诗发展历史进程的横向维度,揭示了朦胧诗运动的历史任务和诗艺探索。这个判断既体现了作者深邃的历史眼光,也具有某种乐观的前瞻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比《在新的崛起面前》略早写作的《凤凰,在烈火中再生——新诗的进步》(刊于《长江》文学月刊1980年第2期)一文中,谢冕就已经使用“崛起”一词,来形容舒婷、北岛、顾城、江河等青年诗人的出场对当时诗坛产生的巨大冲击:“在这里,我们绝对不应忽略了我们的年轻一代诗人。在动乱的十年中,一批青年诗人在成长。动乱的十年过后,又有更大的一批青年诗人在崛起。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我们是更为陌生的,但却是才华初露的。”

      与此同时,谢冕在文中还用“朦胧”一词来描述这些年轻诗人作品的某种共同特点:“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写着一些新的诗,这些诗,显得有点‘不合常规’,是不免古怪的。因此,他们受到了歧视。我不主张连作者自己都读不懂的诗,诗应该让人懂。但显然,读得懂或读不懂,并不是诗的标准。有的诗,对生活作扭曲的反映,有的诗,追求一种朦胧的效果,应当是允许的。”谢冕在这里所用的“朦胧”一词,不仅仅体现出一种包容态度,甚至还带有几分肯定之意,显然迥异于以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发表于《诗刊》1980年8月号)为代表的保守派批评家们以“朦胧”为把柄甚至罪证,而展开对青年诗人的口诛笔伐。

      吴思敬回顾朦胧诗争论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评论家吴思敬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回顾:

      激进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狂热地支持朦胧诗人,一些观念保守的人则猛烈地批评他们。朦胧诗论战的初期,当时还不叫“朦胧诗”,而是被叫作“晦涩诗”“古怪诗”。

      恰恰是《令人气闷的“朦胧”》发表以后,“朦胧诗”这一带有戏谑色彩的名称才开始传开,争论也越来越激烈。1980年10月,在北京东郊定福庄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召开了“诗歌理论座谈会”。当时围绕朦胧诗的争论涉及大我小我、自我表现、现代派的评价、诗与时代、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等问题,几乎每个问题都争得不可开交。辽宁诗人阿红把许多词汇抄在麻将牌大小的纸片上,然后字朝下像洗牌一样地打乱,再随意地把纸片分排成几行,然后再翻过来,看看像不像一首朦胧诗。阿红对朦胧诗是有批评的,他发起的这个游戏意在讽刺朦胧诗,无意中倒是开启了如今电脑写诗的先河了。

(《亲历诗坛四十年》,原载《中华读书报》,2018年5月2日)

      旧报章

在新的崛起面前

◎谢 冕

      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与此同时,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

      当前这一状况,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当年,它的先驱者们清醒地认识到旧体诗词僵化的形式已不适应新生活的发展,他们发愤而起,终于打倒了旧诗。他们的革命精神足为我们的楷模。但他们的运动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这就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尽管旧诗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但它对中国诗歌的潜在影响将继续下去,一概打倒是不对的。事实已经证明:旧体诗词也是不能消灭的。

      但就五四新诗运动的主要潮流而言,他们的革命对象是旧诗,他们的武器是白话,而诗体的模式主要是西洋诗。他们以引进外来形式为武器,批判地吸收了外国诗歌的长处,而铸造出和传统的旧诗完全不同的新体诗。他们具有蔑视“传统”而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的前辈诗人们,他们生活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开放的艺术空气中,前进和创新就是一切。他们要在诗的领域中扔去“旧的皮囊”而创造“新鲜的太阳”。

      正是由于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在五四的最初十年里,出现了新诗历史上最初一次(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多流派多风格的大繁荣。尽管我们可以从当年的几个主要诗人(例如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中感受到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影响,但是,他们主要的、更直接的借鉴是外国诗。坚决扬弃那些僵死凝固的诗歌形式,向世界打开大门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以帮助新诗的成长,这是五四新诗革命的成功经验。可惜的是,当年的那种气氛,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过。

      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三十年代有过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四十年代有过关于民族化的讨论,五十年代有过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三次大讨论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尽管这些讨论曾经产生过局部的好的影响,但就总的方面来说,新诗在走向窄狭。片面强调民族化群众化的结果,带来了文化借鉴上的排外倾向。

      我国诗歌传统源流很久: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要是我们把诗的传统看作河流,它的源头,也许只是一湾浅水。在它经过的地方,有无数的支流汇入,这支流,包括了外来诗歌的影响。郭沫若无疑是中国诗歌之河的一个支流,但郭沫若却是融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外国诗歌的优秀素质而成为支流的。艾青所受的教育和影响恐怕更是“洋”化的,但艾青却属于中国诗歌伟大传统的一部分。

      在刚刚告别的那个诗的暗夜里,我们的诗也和世界隔绝了。我们不了解世界诗歌的状况。在重获解放的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新诗恢复它与世界诗歌的联系,以求获得更多的营养发展自己。因此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是淡淡的),有的诗有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则让人不懂。总之,对于习惯了新诗“传统”模样的人,当前这些虽然为数不算太多的诗,是“古怪”的。

      于是,对于这些“古怪”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何况“古怪”并不一定就不好。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旧诗,新诗就是“古怪”的;对于黄遵宪,胡适就是“古怪”的;对于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

      接受挑战吧,新诗。当前的诗歌形势是非常合理的。鉴于历史的教训,适当容忍和宽宏,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的。

(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有删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报章里的改革史》,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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