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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章里的改革史》《班主任》:改革开放的文学先声
发表时间:2018-12-20 09:38:11来源:中新网广西

摘要提示: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发出的是改革开放的文学先声。以《班主任》为开端的一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极大地推进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刘先琴

      《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那是文学刚刚经历了冬天,即将进入春天的解冻时期。

每天都在等待报纸上的连载

      《班主任》这篇小说,如春雨洒在冰封的土地,更像春雷唤醒蛰伏的压抑,激发出人们空前的阅读热情。为了满足需求,当时种类不多的报纸纷纷进行了连载。在一些机关学校,收发室门口常常能看到一些人群,热切地等待投递员的到来。十几个人争相围看一张报纸,食堂宿舍里议论那个“不守规矩”的学生宋宝琦,猜测下一集他会和师生们发生怎样的冲突,一时成为司空见惯的场景。

      “社会轰动和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本源在于文学由此开始回归本质。”郑州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单占生这样认为。

      《班主任》出现以前,有相当一部分人仍沉浸在保守和极左文学环境中;还有一部分人期待着新的文学表现形式、新的文学主题和文学人物出现。那时,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文学的指导思想,一部分觉醒较早的作家开始思考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路径。恰在此时,《班主任》发表了。这篇小说描写的是学校教育和师生关系。它在塑造了有良好教育方法、讲真话的新型老师张俊石和好学生谢惠敏的同时,还讲述了“不守规矩”的学生宋宝琦的故事,而恰恰是这个人物,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极大的轰动。由此,人们突然发现,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矛盾,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用来传达某些浪漫主义的想象,更是让我们直面社会现实、人性复杂性的一种存在。无论是从传统的角度,还是新观念的角度,这都让大家异常兴奋。兴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怎么会写一个“坏学生”,并且写得如此生动;二是将人性的复杂性描写得如此活泼,启发思想解放中的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性。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及其他各个方面都需要改革、需要开放,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班主任》这篇小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国家民族发展的心声和向往。后来陆续出现的卢新华的《伤痕》、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都印证了《班主任》发出的信号,一起引领着文学本质的回归。这些作品让读者看到生活不仅仅是鲜花、阳光,还有阴雨和其他,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不能用理想化的模式编造。多年被高大上、假大空作品所灌输的读者,第一次看到文学本真的样子,自然如饮清泉,如沐春风。

意义和影响不止在文学领域

      《班主任》发表时,粉碎“四人帮”虽已一年有余,但“两个凡是”的信条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作为改革开放标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在一年之后才召开。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和社会背景下,就会清楚看到,这部作品不仅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对全社会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依然激动不已,他说:“十年‘文革’,我们的文学观念、思想观念极度僵化,严重地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班主任》大胆揭露、深刻控诉了极左思潮对一代人的精神伤害,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成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性作品。”

      何弘认为,《班主任》扭转了以往僵化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具有重要的文学启蒙意义。由《班主任》等作品肇始,中国当代文学开创了一个繁荣兴盛的新时期。此一时期,我们大胆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的优秀成果,大胆创新,锐意开拓,文学创作不管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讲,都达到一个新高度。

      可以说,《班主任》发出的是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学先声。回顾当时的情形,我们更加坚信文学在人民精神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和巨大影响。以《班主任》为开端的一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极大地推进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今天,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4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其中有着文学的肇始推动之功。

      “好的作品历久弥新。40年过去了,小说里面提到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仍旧具有现实意义,依然发人深省。”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督学朱丹说,当年还是师院学生的他如饥似渴连读两遍《班主任》,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影响着后来数十年的教育生涯。

      学校教育的使命是什么?朱丹认为,小说中两位老师张俊石和尹达磊代表的两种观点,至今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教育:学校是搞教育还是搞教学?现在的学校和当时相比,教育的缺位似乎越来越大。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把教育责任,简化成了教学责任,只重视知识技能的传授,忽略学生的全面成长,淡漠了一个人想做大事、成大事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好的教育不能排斥所谓成绩不好的差生,不能只关注知识技能的掌握和考试成绩。

      另外,小说一直警示朱丹持续关注家庭教育问题。宋宝琦的父亲是个工人,每次下班后都到小树林里和大家打扑克,打得昏天黑地,若不过瘾,夜里还要打。小说中反映的家庭教育责任的缺位,使朱丹联想到美国的《科尔曼报告》,底层社会或经济困窘家庭的孩子成长不起来,不是因为穷,是因为穷产生的其他一些问题,使孩子在学业上表现不理想。现在家庭教育问题依然不容忽视。教育孩子不只是学校的事,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然而,很多“家长学校”尚停留在浅表的概念中。应该认识到,家庭教育实际就是父母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也是影响孩子终生的老师。

文学要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单占生回忆,《班主任》发表时,政治壁垒尚十分严密,刊登这篇小说的编辑无疑拥有巨大的勇气。当时的文学家和出版人首先面对的是极左思想下的极端现实,而后才是考虑如何真实地表现、反思那个时代。现在和那个时代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从那时开始了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一段历史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的地位、创造的成就以及带来的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作家们提供了深度表现生活、挖掘生活、表现人性复杂性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作家和出版人,非常庆幸的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很多可以表现的内容。应该以更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去表现史诗般的改革开放历程,表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的悲欢。实际上,现在的作家应该反思: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无论是用非虚构的方式记录,还是用虚构的方式创作,都有很多可呈现的故事。作家的责任是表现社会现实,如果不去讲述这样的中国故事,就是作家的失职。当前,作家和出版人好像没有完全做好“讲好故事”的心理准备,“当下对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人们此间的欢乐、苦恼的文学表达,我认为还不到位。”

      单占生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认为,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塑造了宋宝琦,是因为他意识到生活不仅仅是鲜花、阳光,还有阴雨和其他。这也引起了整个文学界的思考: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有其规律的,不可能用理想化的模式编造出来。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文学家的使命不仅仅是单一地表现具有革命理想化特征的人,而是要表现社会整体的现实和各色人群的命运、思想、感情、理想、生活方式。总的来说,《班主任》推动中国文学走出极左的文学状态,引起整个作家群的广泛共鸣,发出了改革开放的文学先声。同时,引发了作家对生活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思考。作家对生活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观察社会现实,真正地深入生活,全面考察。

      何弘也这样认为,他说,以今天的眼光再看《班主任》,我们会发现它在思想上不够深刻,艺术上也不够完美。正如李书磊认为的:“从它(《班主任》)对谢惠敏的剖析和对‘文革’的批判上来看,它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而从这种剖析的保留性和批判的表面性来看,它又是旧时期文学的总结。”从文学表现上,《班主任》仍然带有用所有人物来陪衬一个中心人物的“三突出”痕迹,对极左思想的批判和揭露也流于表面。但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得那么多人的喜爱,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勇敢地面对社会现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体现了作家所应具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想,今天的作家如果能够继续保持这样一种使命感,有能力针对社会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人们美好的理想和追求,文学就依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仍然会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的文学应该继承优秀传统,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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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节选)

◎刘心武

节选一

      谢惠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她腰板总挺得直直的,显得很健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大多了——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

      头年夏天,张老师接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时,谢惠敏已经是团支部书记了。张老师到任不久便轮到这个班下乡学农,返校的那天,队伍离村二里多了,谢惠敏突然发现有个男生手里转动着个麦穗,她不禁又惊又气地跑过去批评说:“你怎么能带走贫下中农的麦子?给我!得送回去!”那个男生不服气地辩解说:“我要拿回家给家长看,让他们知道这儿的麦子长得有多么棒!”结果引起一场争论,多数同学并不站在谢惠敏一边,有的说她“死心眼”,有的说她“太过分”。最后自然轮到张老师表态,谢惠敏手里紧紧握着那根丰满的麦穗,微张着嘴唇,期待地望着张老师。出乎许多同学的意料,张老师同意了谢惠敏送回麦穗的请求。耳边响着一片扬声争论与喁喁低议交织成的音波,望着在雨后泥泞的大车道上奔回村庄的谢惠敏那独特的背影,张老师曾经感动地想:问题不在于小小的麦穗是否一定要这样来处理:看哪,这个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正用全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在维护“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素质啊!

      但是,这以后,直到“四人帮”揪出来之前,浓郁的阴云笼罩着我们祖国的大地,阴云的暗影自然也投射到了小小的初三(3)班。被“四人帮”那个大黑干将控制的团市委,已经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据说是来培养某种“典型”,是否在初三(3)班设点,已在他们考虑之中,谢惠敏自然常被他们找去谈话。谢惠敏对他们的“教诲”并不能心领神会,因为她没有丝毫的政治投机心理,她单纯而真诚。但是,打从这时候起,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比如说,谢惠敏来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张老师没有去责难那两个不像样子的团员,却向谢惠敏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保险他们不会打瞌睡!”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阵,才抗议地说:“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再比如,那一天热得像被扣在了蒸笼里,下了课,女孩子们都跑拢窗口去透气,张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上下打量着她说:“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四人帮”揪出来之后,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除。

      现在,谢惠敏找到张老师。向他汇报说:“班上同学都知道宋宝琦要来了,有的男生说他原来是什么‘菜市口老四’,特别厉害;有些女生害怕了,说是明天宋宝琦真来,她们就不上学了!”

      张老师一愣。他还没有来得及预料到这些情况。现在既然出现了这些情况,他感到格外需要团支部配合工作,便问谢惠敏:

      “你怕吗?你说该怎么办?”

      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

      张老师心里一热。一霎时,那在泥泞的大车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记忆的屏幕上。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

节选二

      五点刚过,张老师骑车抵达宋家的新居。小院的两间东屋里东西还来不及仔细整理,显得很凌乱。比如说,一盆开始挂花的“令箭”,就很不恰当地摆放在歪盖着塑料布的缝纫机上。

      宋宝琦的母亲是个售货员,这天正为搬家倒休,忙不迭地拾掇着屋子。见张老师来了,她有点宽慰,又有点羞愧,忙把宋宝琦从堂屋喊出来,让他给老师敬礼,又让他去倒茶。我们且不忙随张老师的眼光去打量宋宝琦,先随张老师坐下来同宋宝琦母亲谈谈,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大概。

      宋宝琦的父亲在园林局苗圃场工作,一直上“正常班”,就是说,下午六点以后就能往家奔了。但他每天常常要八九点钟才回家。为什么?宋宝琦母亲说起来连连叹气,原来这些年他养成了个坏习惯:下班的路上经过月坛,总要把自行车一撂,到小树林里同一些人席地而坐,打扑克消遣,有时打到天黑也不散,挪到路灯底下接茬打,非得其中有个人站起来赶着去工厂上夜班,他们才散。

      显然,这样一位父亲,既然缺乏丰富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那么,对宋宝琦的缺乏教育管束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当母亲的,从她含怨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她是怎样自食了溺爱与放任独生子的苦果。

      绝不要以为这个家庭很差劲。张老师注意到,尽管他们还有大量的清理与安置工作,才能使房间达到窗明几净的程度,但是一张镶镜框的毛主席像,却已端正地挂到了北墙,并且,一张稍小的周总理像,装在一个自制的环绕着银白梅花图案的镜框中,被郑重地摆放在了小衣柜的正中。这说明这对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妇,内心里也涌荡着和亿万人民相同的感情波澜。那么,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以外,谁应当对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负责呢?……

      差一刻六点的时候,张老师请当母亲的尽管去忙她的家务事,他把宋宝琦带进里屋,开始了对小流氓的第一次谈话。

      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看看宋宝琦是个什么模样了。他上身只穿着尼龙弹力背心,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和那白里透红的肤色,充分说明他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社会里,营养是多么充分,躯体里蕴藏着多么充沛的精力。唉,他那张脸啊,即便是以经常直视受教育者为习惯的张老师,乍一看也不免浑身起栗。并非五官不端正,令人寒心的是从面部肌肉里,从殴斗中打裂过又缝上的上唇中,从鼻翅的神经质扇动中,特别是从那双一目了然地充斥着空虚与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会感觉到,仿佛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赤裸裸地立在了聚光灯下。

      经过三十来个回合的问答,张老师已在心里对宋宝琦有了如下的估计: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别看有着一身犟肉,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正规的体育活动都不在行。张老师想到,一些满足于贴贴标签的人批判起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来,一定会说他是“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但是,随着进一步地询问,张老师便愈来愈深切地感到,笼统地说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具有资产阶级思想,那就近乎无的放矢,对引导他走上正路也无济于事。

      宋宝琦的确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呢?

      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讲究“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用虚伪的“人性论”掩盖他们追求剥削、压迫的罪行。而宋宝琦呢?他自从陷入了那个流氓集团以后,便无时无刻不处于森严的约束之中,并且多次被大流氓“扇耳茄子”与用烟头烫后脑勺。他愤怒吗?反抗吗?不,他既无追求“个性解放”、呼号“自由、平等”的思想行动,也从未想到过“博爱”;他一方面迷信“哥儿们义气”,心甘情愿地替大流氓当“炊拨儿”,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当作最大的乐趣。什么“成名成家”,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从他懂事的时候起,一切专门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教授……几乎都被林贼、“四人带”打成了“臭老九”,论排行,似乎还在他们流氓之下,对他来说,何羡慕之有?有何奋斗而求之的必要?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之一是“知识即力量”,对不起,我们的宋宝琦也绝无此种观念。知识有什么用?无休无止地“造反”最好。张铁生考试据说得了个“大鸭蛋”,不是反而当上大官了吗?……所以,不能笼统地给宋宝琦贴上个“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便罢休,要对症下药!资分阶级在上升阶段的那些个思想观点,他头脑里并不多甚至没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以及资产阶级在没落阶段的享乐主义一类的反动思想影响……请不要在张老师对宋宝琦的这种剖析面前闭上你的眼睛,塞上你的耳朵,这是事实!而且,很遗憾,如果你热爱我们的祖国,为我们可爱的祖国的未来操心的话,那么,你还要承认,宋宝琦身上所反映出的这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并不是极个别的!

      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吧!

(原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报章里的改革史》,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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