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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章里的改革史》“小岗大包干”是如何被发现的
发表时间:2018-12-25 15:09:42来源:中新网广西

摘要提示:凤阳小岗村,如今可谓家喻户晓。从1980年年中后,小岗队的大包干(到户),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荒漠爆炸一样,突然爆发出无尽威力的冲击波,在一两年的时间里,辐射全国,并神奇地盘活了农村经济。

      ◎沈祖润

      40年过去了,人们仍会发问:小岗大包干是谁发现的?是谁首先报道的?它是怎么走向全国的?

      受新华社安徽分社委派,当年我是将凤阳作为定点调研基地的农村记者,在农村改革初期,采写了几十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内部材料和公开报道。我以一名亲历记者的名义,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说起——

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

      新华社1980年6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王礼贶报道: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安徽省凤阳县,今年夏粮获得丰收。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亿斤,比实行“大包干”第一年的去年增产一成,比没有实行“大包干”的正常年景1977年的总产增加一倍。

      ……

      这是国内第一篇由记者实地采访写作的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新闻报道。

      1979年秋收以后,我到凤阳县,看到这个县自去年9月下旬以后,近三个月未下一场雨,土地龟裂,严重的干旱,为秋种小麦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由于实行了“大包干(到组)”,社员群众开动一切抽水机械,男女老少还挑水造墒,结果大旱年头比正常年景还多种小麦6万亩。

      这些小麦下种以后,在“大包干”后,冬管春锄,施肥除虫,搞得怎样?夏粮收成好吗?这些问题都惦在我心里。到6月中下旬,我和王礼贶两位农村记者,再次走访了这个“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而闻名全国的“讨饭县”。在普遍实行“大包干”(到组)的武店区,我们到了六个公社,社社增产,粮食总产几乎都比没有实行“大包干”历史上粮食总产量最高的1977年翻了一番。

      总社播发这篇题为《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凤阳县大旱之年夺得丰收》的报道之后,《人民日报》6月29日头版头条刊登,另有多家报纸采用,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

      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报道引发了新华社及其他媒体一波波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潮,一波波报道潮又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到凤阳县学习“大包干”的参观潮。

      参观从1980年下半年延续到1982年上半年,参观团队从凤阳邻县到滁县地区各县来,从省内到省外来,1981年参观达到了高潮。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各省、市、区都有参访团到凤阳县学习大包干(到组),主要是地(市)、县的团队。

      在这场“凤阳大包干”的参观潮中,人们最终取到并实践的“真经”,并不是凤阳大包干(到组),而是小岗大包干(到户)。这种“种瓜得豆”的“奇事”是怎么发生的?一年多来,一直——

“瞒着干”的“小岗大包干”是怎样走向全国的

      说起“凤阳大包干”的来历,曾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的陈怀仁,当年摊开工作日记告诉我:在1979年2月中旬的一次讨论生产责任制的全县四级干部会上,梨园公社石马大队党支书金文昌说,他们那里有几个生产队搞大包干,不要算账,简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大包干好!保证国家征购,留是集体提留,剩下全是自己的,痛快!县委书记陈庭元抓住群众的这句口头语,向路过凤阳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群众要求实行大包干”。王郁昭随后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请示。2月26日,万里听了汇报后说:“只要能把群众生活搞好,就可以搞。”“凤阳大包干”从此在全县叫开了。那是大包干到组。

      我前面介绍了“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有人可能会问,凤阳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即1979年,你们为什么没报道呢?

      确实,1979年凤阳县已有83%的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年末,安徽分社采编主任张万舒与我一起走访了马湖、宋集、梨园等公社,看到凡是实行大包干的,队队增产,季季增产。于是我们从“适应当前干部管理水平;联产计酬,调动积极性;减少矛盾,增强了团结;精耕细作,促进了增产”等方面,写了一篇内部报道《凤阳大包干好处多》,被总社以“机密级”刊发。这是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内部报道。

      因为1979年社会对联产责任制争议激烈,报刊还时有批评言论。我们决定先发内部材料报道“探路”。直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充分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75页]。至此,这一争议才告一段落。

      小岗大包干(到户)是由凤阳大包干(到组)演变而来的。1978年冬,小岗队开始也是实行大包干到组,先划分四个作业组,干了没几天,组内产生矛盾,于是各个组“发杈”,又分成八个组,每个组只有二三户,可是没干几天,又有吵架的,还是干不好。于是在一天夜里,生产队秘密集会,立下“生死契约”: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分田到户。从此,一种与安徽省所有联产责任制都不同的“小岗大包干”诞生了。

      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的吴庭美是土生土长的小岗人,地熟人更熟。1979年12月他回家乡写了一篇《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小岗大包干”调查。陈庭元将这篇调查报告送给万里。万里看后,1980年1月24日,风尘仆仆赶到小岗队调研。调研完临行前,对恋恋不舍的送行群众说,“批准你们干五年!”吴庭美是总结“小岗大包干”经验的第一人。

      几乎与吴庭美回小岗调查同一时间,1979年末,张万舒和我带着小岗队是否“包干到户”的疑问,回到县城,询问县领导,但一个个讳莫如深。

      1980年12月,张万舒从其他渠道得知“小岗大包干到户”的信息,又重返小岗实地采访,与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等人促膝细谈,掌握了详尽资料。他写了报告文学《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刊于新华社初创的《瞭望》杂志(1981年第2期)。张万舒是以纪实文学手段宣传“小岗大包干”的第一人。

      小岗大包干后,1979年一年生产的粮食等于大包干前五年的总和,生产的油料等于前20年的总和,23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还吃救济粮,而那年一下交了2.5万斤粮食。随着一句顺口溜“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的传播,“小岗大包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特别是万里对“小岗大包干”的表态,更使“小岗大包干”成为全县学习的样板。尽管各个公社层层落实县委“要稳定各种联产责任制”的要求,但农民大声说:“不到户,稳不住!”许多生产队都是一夜之间就将田地分到了户。1980年下半年,是凤阳县包干到户逐渐取代包干到组的半年。到年末,全县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或者明组暗户。

      就在凤阳县大包干由组“滑”到户的过程中,从省内到省外,一波又一波参观潮涌进来了。这些参观者开始都是抱着学习大包干(到组)的经验来的,县里介绍的大包干做法、样本、合同书,都是大包干到组的,但是参访者自己到生产队一看,发现很多是到户的,或明组暗户的。于是他们转而学习大包干到户的做法,也就是“小岗大包干”的做法。他们回去以后,也纷纷干起了包干到户。

      各地的参访者打的是学习“凤阳大包干”的(到组)旗号,带回的是“小岗大包干”(到户)的做法。随着全省、全国各地到凤阳参观团队的返回,小岗大包干星火燎原般传开。到1981年底,安徽省大部分生产队已实行“小岗式的大包干”,到1984年底,全国97%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其中绝大部分实行的小岗式的包干到户。

      在后来的发展中,小岗村已由原来的“讨饭村”变成今天的“小康村”,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这里没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还是一个传统农业区。于是有人对它“吐槽”,甚至质疑“大包干”方向的正确性。作为一名老农村记者,我以自己的采访经历得出结论——

“小岗大包干”的历史推动力不容置疑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社会统称“双包责任制”。

      那么,“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农民最后都选择了大包干呢?

      1979年12月,我和田文喜两位农村记者在滁县地区进行了十多天的调研,采写了内部材料报道《滁县地区各种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对比分析》。我们在采访中得知,包产到户有烦琐的程序,至少要做到“四定一奖”(定亩产、定成本、定工分、定上缴、超产奖励),还要求“五统一”(统一种植计划,统一育种,统一使用大型农机具,统一管水放水,统一植保治虫)。农民说,粮食称进称出,工分算来算去,还不是干部算计百姓。基层干部说,包产到户与集体生产相比,干部的工作量更大,但吃力不讨好。而凤阳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方法简单,一听就明,利益直接,一看就清”,所以深受农民喜欢。

      关于包产到户与大包干(到户)的区别,原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有更深刻的见解。1998年,在滁县地区纪念大包干20周年的座谈会期间,时任国家政策研究部门领导的王郁昭对我这个他称作“一条战壕的战友”,倾吐衷言。他说,包产到户是在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基础上,对生产体制、计酬办法的一种改良;而大包干(到户)实际上是公有制条件下的分田单干加双层经营,是否定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改革。两者有本质区别。

      他对大包干(到户)推动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包干(到户)以后,农民有了种植自主权,经营自主权,这才有了多种经营、工副业生产的大发展,有了专业户、专业村、家庭工厂、股份制企业、专业市场这些农村新事物;农民有了土地流转权,这才有了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合作经济组织这些新现象;农民有了时间支配权,这才有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推动了城市的建设和繁荣。

      他进而推论,如果没有大包干(到户),全国都推广包产到户,坚持“五统一”,那么人民公社那种体制束缚,就会将农民困在“一亩三分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其量温饱有余而已。关于这些表述,我曾写过内部报道《王郁昭谈大包干与包产到户的本质区别》。

      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岗大包干”确实是农村改革的奠基性改革,也是中国改革的启动式创举。

(原载《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4月13日)

      旧报章

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社员使劲搞生产

凤阳县大旱之年夺得夏粮丰收

      据新华社合肥六月二十八日电 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王礼贶报道: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安徽省凤阳县,今年夏粮获得丰收。全县夏粮总产量达到二亿斤,比实行“大包干”第一年的去年总产增产一成,比没有实行“大包干”的正常年景一九七七年总产增加一倍。

      凤阳县今年夏粮丰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大批过去的低产穷队,实行“大包干”到作业组的生产责任制后,今年夏粮增产幅度最大。如普遍实行“大包干”的武店区,今年六个公社,社社增产,有五个公社夏粮总产都增加一百万斤以上。

      历史上“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而闻名全国的凤阳县,二十多年来生产发展缓慢。许多年份,全县夏粮总产一直在六七千万斤徘徊,社员夏季分得的口粮只有几十斤到百把斤,不少社、队年年闹“夏荒”。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凤阳县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精神,去年,全县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第一季小麦就大幅度增产。一九七九年全县夏粮总产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五千八百多万斤;全年粮食总产也大幅度上升,比一九七八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九,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七年增产百分之二十。

      凤阳县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使社员们看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与自己的物质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都千方百计去争取农业丰收。凤阳县去年九月下旬以后,近三个月未下一场雨,土地龟裂。严重的干旱,为秋种小麦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由于实行了“大包干”,社员群众积极性很高,他们开动一切抽水机械,连天加夜抗旱种麦四十万亩;后来水抽不上了,男女老少又挑水造墒,种麦十万亩,十二月下旬降雨后,又抢种晚麦十三万亩,结果大旱年头比正常年景还多种小麦六万亩。为了夺取小麦丰收,社员们对麦田精细管理。过去给小麦追施化肥,是乱施乱撒,现在基本上都是搞穴施;过去锄草是“剃刀刮胡子”,图表面光溜,现在是“镊子拔猪毛”,连根除掉。有的生产队家底薄,缺乏生产资金,社员们就自动掏出卖肥猪、鸡蛋的钱供队里使用。社员们齐心协力,使足劲搞生产,终于在大旱之年夺得了夏粮丰收。

      目前,凤阳县各社、队正按照“三包合同”进行夏季分配。广大社员喜气洋洋,在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后,把一口袋一口袋的小麦扛回家里。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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