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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章里的改革史》改革元年稷山集市贸易存废之争
发表时间:2018-12-26 10:13:40来源:中新网广西

摘要提示:农村集市贸易能够发挥衔接城乡产区、引导消费、增加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改革开放以前,集市贸易一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取缔。 1978年,《光明日报》上刊登的一封不显眼的读者来信,将恢复集市贸易的大幕掀开一角,并最终促成整个山西省集市贸易的恢复。集市贸易的恢复不仅方便了群众生活,更使全国人民特别是运城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从极左的禁锢中醒悟过来,开始思考“四人帮”利用大寨推行极左路线给农村农民农业造成的危害。

      ◎刘晓君

      凌晨3时,山西运城市稷山县的“两红”市场就红火起来。太原、西安、武汉等地的商贩一车一车地将货物交给场内的几十家批发企业,批发企业边核实货物边将货物用小型送货车一车一车地配送到全县各个集贸市场的个体摊点。

      如今,稷山县200多个行政村中,村民不用出村就能到集贸市场买到日用品。

      然而,在1978年春季,这里还禁锢在极左思潮的迷雾中: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取缔,群众偷偷到人多的地方卖点鸡蛋,有关部门便组织民兵驱赶,运气好的跑掉,不好的没收鸡蛋不说,还要拉到大街上批斗。群众怨声载道又无可奈何!

      也就在此时,《光明日报》刊登了李先念同志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文中提到:应恢复农村集市贸易。这引起该县汽修厂工人陈寿昌的注意。

      陈寿昌是北京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来稷山插队。这期间,他目睹了取缔集市贸易给农民带来的不便,便给《光明日报》写信希望恢复集市贸易。来信引起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武勤英、方恭温的注意。但当时全国农村领域的拨乱反正才刚刚开始,大寨领导人陈永贵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仍强调取缔集市贸易是学大寨的重要内容。登还是不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文沛听取汇报后毅然决定将这封信刊登在该报7月21日《经济学》版的《读者来信》栏目中。

      来信在全国特别是运城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基层干部十分拥护陈寿昌的来信,他们到处找《光明日报》,一时刊登来信的报纸成为干部群众亲朋好友互相传阅赠送的“礼品”。

      运城地委主要负责人却暴跳如雷,一面指责《光明日报》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农业学大寨,要各县不要理《光明日报》,加大力度继续“撵集”;一面要稷山县追查陈寿昌的反大寨罪行和反革命动机。运城地委负责人的做法激起干部群众的极大愤慨。临猗县的十几位干部公开给《光明日报》写信发电报支持陈寿昌的要求,稷山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称稷山的陈寿昌是个工人,不会关心农村的事,信是别人冒用他的名写的,以此保护陈寿昌。一些卖鸡蛋的农民则把《光明日报》贴在大街上,盖在放鸡蛋的篮子上,和“撵集”人说理和抗争。

      《光明日报》顺应人民群众意愿,8月4日刊发了第二封群众来信《陈寿昌的信说得好》。这更引起运城地委负责人的恼怒。他召开干部群众大会,说什么取消集市贸易是中央领导省委领导的决定,恢复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回潮,是和学大寨唱对台戏;《光明日报》代表不了党报,和《光明日报》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声言要一斗到底,直到彻底胜利。陈寿昌同志也终被发现,关进了学习班,交代反大寨罪行。

      《光明日报》呼吁恢复集市贸易的报道得到中央主要媒体的大力支持。8月18日,《光明日报》刊出第三封群众来信《不能再“撵集”了》,新华社当日加编者按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转载。之后,《光明日报》又于9月16日、30日分别刊发了运城、临汾等地关闭集市贸易造成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和《关闭集市贸易是前进吗?》的评论员文章。

      在舆论的压力下,山西省委下达了开放全省集市贸易的有关决定,调整了运城地委的领导班子,处分了运城地委主要负责人。据稷山县的一位同志讲,该县恢复集市贸易的第一天,许多集镇尽管没多少货物可买卖,但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有的集镇群众还把《光明日报》贴在墙壁上,在墙壁前放鞭炮以示庆祝和感激!

      集市贸易的恢复不仅方便了群众生活,更使全国人民特别是运城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从极左的禁锢中醒悟过来,开始思考“四人帮”利用大寨推行极左路线给农村农民农业造成的危害。于是,《再不要拿“反大寨”的棍子打人了》等反思农业学大寨过失的文章陆续从运城寄到《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倾听群众呼声,又将报道锋芒转向彻底清除“四人帮”在农业学大寨中的种种谬论和罪行,全国农村领域的拨乱反正便进入实质性阶段。最初调查运城、临汾等地关闭集市贸易造成极大危害,并将调查报告发在《光明日报》上的著名经济学家、山西财大原校长冯子标教授,回忆起那段历史仍心潮澎湃:“《光明日报》开了农村清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先河!”“日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光明日报》做了最先的舆论引导!”后任稷山县文联主席的陈寿昌回忆当时写信及日后挨整、平反的不平凡经历也感慨万千:“如果把极左路线比作一块覆盖全国农村的坚冰,《光明日报》的这组报道硬在冰上打了一个大大的窟窿,稷山、运城、山西乃至全国的农民就是从这个窟窿中看到光明,开始了新的追求,新的生活!”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诚如本文上面提到的《光明日报》的那篇评论员文章预料的那样,集市贸易大大促进了农副业发展。而随着农副业的发展,群众又自发创办了千千万万个集市贸易市场。为促进这些市场的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在规范村镇市场和个体网点的同时,引导千千万万个客商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筹资建设了一大批集产品加工、批发、销售、冷藏、保鲜为一体的大市场。稷山县的“两红”市场就是全国千千万万个大市场中的一个。这些市场外接周边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大市场,内联方圆数十里的小市场,如万木葱茏,成为广大农民的致富桥、摇钱树!

      稷山集市贸易的命运变迁,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对市场作用的定位不断突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署。改革越全面深入,党对改革的根本目的认识也越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把握住方向和源头,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使改革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

      旧报章

农村集市贸易应该恢复

      编辑同志:

      万恶的“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把农村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一律割掉。当时,我们县的集市也被取消了,据说这是从“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那儿学来的“先进经验”。这在“四人帮”推行他们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路线的时候,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我们这里的集市贸易仍未恢复,街上仍然贴着取缔集市贸易的“十大好处”一类标语,群众赶集仍然遭到工作人员的驱逐。这不明明白白是“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吗?结果,给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副业生产带来了极大困难,广大农民要卖的东西无处卖,要买的东西无处买,只好走村串户,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而且,还给一些投机倒把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转手倒卖,从中渔利。

      集市对于广大社员来说就象工人、干部的星期天一样,大家把自己要办的事情集中到这一天办理,通过集市,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安排好生活。群众生活安排好了,也有利于调动大家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更快发展。广大群众迫切希望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山西稷山县 陈寿昌

(原载《光明日报》,1978年7月21日)

关闭集市贸易是前进吗

◎本报评论员

      前一个时期,本报刊登了山西运城地区的群众和干部的来信,要求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说明,认真执行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关系极大。

      也有不同的意见。例如,有同志说“前进了的东西,就不要后退了”,就是一种。在这些同志看来,现在“取代”集市贸易是前进,恢复就是后退。

      现阶段“取代”集市贸易,是不是真正“前进”了,这不是靠关闭集市贸易的行政命令能证明的;也不是开动宣传车,大讲“取代”的“十大优越性”能使人信服的。就是说,不是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从运城地区已经暴露的问题看,目前取消集市贸易,并不是一种前进的政策。由于搞“取代”,农民和干部的关系紧张了,一方要赶集,一方要撵集,从对立到对抗;养猪的少了,养鸡的少了,果树被砍了,土特产少了,妨碍了家庭副业和多种经管的发展;影响了群众的生活,不仅农民不满意,靠近集市的工人也有意见。像这样干了对国家、对集体、对群众不利的事,还能叫“前进”吗?

      当然,谁也不会说集市贸易比供销社、国营商业进步;谁也不会说集市贸易应当永世长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集市贸易总是要被“取代”的。问题是,现在“取代”集市贸易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许多农副业生产全靠集体经营还有困难;集体经济也满足不了社员生活上多方面的需要,还允许社员经管小量的自留地;供销社、国营商业既不能把全部农副产品收购上来,也不能充分供应。目前允许集市贸易,是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因此,党的政策规定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是符合农村现状的政策。如果不面对现实,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将来有可能实现的事情,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这就不能叫做前进了,只能叫做冒进。所谓“冒进”,是毫无所进。由于冒进造成的恶果,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后退。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可以设想,将来,当我们的一个农民能够种几百亩甚至几千亩土地的时候,他还会手拿锄头去种巴掌一块大的自留地吗?当几个人即能管理几十万只鸡的时候,还有必要让家中的老太太去喂那几只小鸡吗?当农民的收入普遍地大大提高以后,他们还会为了换几个零花钱而到集上去卖几只鸡蛋、几斤枣吗?只有到那个时候,“取代”集市贸易,才真正是前进了。

      执行一种政策,采取一种措施,看它是前进还是后退,这要看是不是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是不是真正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归根到底一句话,政策的正确与否,要看实践的结果,就是要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对前进与后退的看法,只有这一个标志,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因为,只有生产力的进步,才能促进社会一切方面的进步,并为这种进步提供物质条件。比如在农村,只有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使农林牧副渔大发展,社办工业大发展,社员生活水平大提高,我们才能前进。没有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的前进,只好似海市蜃楼,呈现在幻想中。我们说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做那些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事,不要干那些对生产力发展起阻碍作用的蠢事。

      “四人帮”搞的那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现在是彻底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拨乱反正,其中就包括“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的政策”这一项。所谓哈尔套“赶大集”的闹剧,是该停演了。

      我们希望,那些下令撵集的同志,不要再撵集了,要采取积极态度,管好集市贸易,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让集市贸易真正起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助手作用。关闭集市贸易这件事,本来做得不对,听取群众意见,改过来,就好了。不能一味和群众对立,和党的政策唱反调,错上加错。现在,我们还要指出,如果那里的领导机关走到另一个极端,放而不管,甚至在大忙季节天天赶集,搞无政府主义,那同样是违背党的政策的,那就要犯新的错误。

      我们希望,那些真心想搞“取代”的同志,把积极性放在促进生产上。要正视现实,你们那里的生产水平并不高,甚至还很低,并不是像你们宣传的那样——“取代工作的条件是基本上成熟的”,群众的生活还有很多困难,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只有把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真正搞上去了,对国家的贡献多了,群众的生活大大改善了,才是前进了。

(原载《光明日报》,1978年9月30日,有删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报章里的改革史》,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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