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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章里的改革史》范敬宜:莫把开头当“过头”
发表时间:2018-12-28 09:16:20来源:中新网广西

摘要提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文摘报》的《旧报新读》栏目选载过的两篇旧文,一篇是改革开放发轫之初《辽宁日报》轰动全国的《莫把开头当“过头”》,一篇是30年后人民网《人民日报记者亲历改革开放30年》专栏对该文作者的访谈,文章生动诠释了调查研究对于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深切了解群众的需求、愿望和创造精神、实践经验的重要意义。

      范敬宜(1931—2010),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务。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主持人:您写的一篇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被1979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原发于5月13日的《辽宁日报》。当时在《人民日报》产生很大的轰动效应,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轰动效应?

      范敬宜:我觉得很多事需要回头看,回头看才可以越来越清楚。就像我们坐在一只船上,往往觉得怎么那么慢呢?好像船没有动,这时回过头看一看,才发现我们离开原来出发的地点已经那么远了,而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所以刚才又看到了30年前那篇报道,我非常感慨。

      那篇文章,30年前是非常轰动,30年后看是非常平淡,这就说明我们进步了。我想讲一下为什么会写这样一篇文章。

      当时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是一个刚刚结束20年“右派”生活的人,那时叫“落实政策”,当时我已经年近50了。那么,我为什么能够写出那样一篇文章呢?现在想来,应当“归功于”20年的“右派”生活,它使我认识到,苦难是一种不幸,但是苦难也有它的两面性,会有一些偏得,有你正常情况下得不到的东西。

      我在辽宁西部的朝阳地区建昌县插队落户,我本来是上海出生的,是一个五谷不分、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右派”生活使我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了解了我们的国情,了解了中国农村、农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偏得。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我就马上意识到,我说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有救了,有活路了。所以我特别兴奋,由衷地拥护,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

      当时一回到《辽宁日报》,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主动要求去农村部。那个时期我写了许多报道,就是要把失掉的20年时间争夺回来,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但是好景不长,1979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全国出现了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精神”,就是“倒春寒”,突然一下子气候就变了,来势还很猛。主要是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诱发了资本主义的倾向,现在资本主义势力正在向我们社会主义“进攻”,就是说“辛辛苦苦2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真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农村部同志们都非常困惑,怎么一下子气候就发生变化,每天收到的基层来稿,几乎都是说“某某党支部,带领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到底怎么认识当前农村形势?到底农村的形势是什么样?大家认为,结论必须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必须先做调查,不能随波逐流。我们亲自做调查,当时分了三个小组,在辽宁东部、西部、北部几个地方调查,我自己要求到西部,因为我对西部比较熟悉。

      调查完回来以后,结论大致相同,就是说农村改革以后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但是决不像说的那么严重,农村、农民对三中全会制定出来的政策都是特别拥护,兴高采烈,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几乎都是这样一个结论。后来就说我们要写一系列的文章,来正确宣传当前的形势。我就被分到写了第一篇。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时没有像你想象那样,有多大的思想斗争,下了多大的决心,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只是如实反映情况,根本没有想到正面、反面的轰动效应。所以我自己老说,我是在一种“不经意”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我翻了当天的日记,很平淡地就写了一句话,“5月13日,《莫把开头当“过头”》,在今天一版头条发表了,没想到会发得这么显著”,所以我没有把它当成什么,文章发表的当天早上,我报纸还没有来得及看,就下乡了,我万万没有想到,5月16日的《人民日报》以罕见的版面刊登出来。原来我那个标题很简单《莫把开头当“过头”》,《人民日报》转载时标题是“《辽宁日报》记者评述尊重生产的自主权政策现状时指出(肩题),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主题还有一个副题:“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保证生产形式自主权的关键,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特别点名表扬了我,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

      主持人:您能给我们总结一下《莫把开头当“过头”》这篇作品诞生的前因和后果吗?

      范敬宜:有很多同志问我,您那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怎么会这么大胆?我说我并没有什么,我说我就只有两句话,一个叫“有恃无恐”,这个当然要加引号。一个叫“无知无畏”。有人觉得我“无私”,我说我不是“无私”,我是“无知”,所谓“有恃无恐”,是我知道是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不是我杜撰的;“无知无畏”是我当时并不了解上层有这么复杂的斗争。我认为这恐怕是符合我当时思想实际的。

      主持人:您这篇文章当时看起来是逆潮流而写的,但是却实实在在顺应了潮流的发展,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范敬宜:文章所表述的观点,是我采访了很多老百姓得出的,大家几乎都这么认为,历史长河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曲折,甚至是逆流,但是千回百转最后还是顺应老百姓的愿望。所有的历史都是这样的,拿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来看,都是这样的。

      主持人:您还写过一篇评论叫《“大锅饭”与“铁交椅”》,这是您刚刚结束“文革”十年下放的生活后写的吗?

      范敬宜:这篇比《莫把开头当“过头”》还早一点。我回到《辽宁日报》时,当时正好是农村改革刚开始时,那时各种各样的思想矛盾表现很多,所以我当时写了一系列的“辩”,辩论的“辩”。比如有一种说法是说现在走回头路了,我就“回头路辩”;有人说我们倒退了,我又写了“倒退辩”;有人说农村承包制调动的是农民的“私心”,我又写了《私心“辩”》。当时写了很多“辩”,还有很多“说”,如《说“变”》等等,当然这也是其中之一。

      我从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离基层越近,离真理也就越近。所以遇到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情况,我就到下面去,听他们讲,他们有一些见解是我们自己脑子想不到的。我们到下面采访,就是要出思想,我们写了几个“辩”,大部分观点都是老百姓自己的。

      主持人:您在多年采访中,有什么人或者事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范敬宜:这样的人挺多的,我想挑出最突出的一个人讲,任仲夷。任仲夷当时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莫把开头当“过头”》发表的那天,省委正好开农村三届干部会议,《辽宁日报》一出来,舆论一片哗然:现在都这个样子了,还说没有过头,要什么样才过头?《辽宁日报》怎么能登这样的文章?我那几天不在沈阳,文章发表以后又去采访去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后任仲夷出来表态,他说,我认为范敬宜这篇文章没有任何不对,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只是标题还不够劲,原来标题就是“莫把开头当‘过头’”,没有副题,也没有肩题。他说应该加上“莫把支流当主流”,他这样说的,结果这个话跟《人民日报》的题不约而同。

(原载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11月13日)

      旧报章

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

      编者按: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有力地推动着各方面工作向前发展,受到广大群众、干部的热烈欢迎。但是,正如《辽宁日报》记者写的这篇述评所说的一样,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如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在基层才刚刚开始贯彻,有些同志就叫嚷什么“强调自主权过头”了。有一部分县社干部搞瞎指挥,搞强迫命令搞惯了,现在老办法行不通了,就大喊什么下面“不听指挥”呀,“乱了套”呀。究竟自己指挥得正确不正确?下面的意见有没有道理?根本不去了解。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本来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自己又不深入调查,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些什么,实际情况是怎样,一听到有人叫“过头了”,自己也跟着叫起来;或者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属于支流的问题当作主流。这说明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些同志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述评辽宁省农村形势: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见这样的埋怨声:“生产队自主权强调过头了,现在下面都不听指挥……”

      说这类话的,不仅有县社干部,也有城里的机关干部,有的还列举了许多当前农村中出现的问题,似乎这一切都应该归罪于生产队有了自主权。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走访了一些社队。

      我们向许多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今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普遍的回答是:“活起来了!”这个“活”字,很形象地概括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以后,在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上出现的生动局面。人们对“活”字感受如此深刻,绝非偶然:过去十多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下,生产队自主权遭到肆意践踏、剥夺和侵犯,生产队不用说因地制宜地确定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布局,就连种一亩土豆、一亩谷子都成了犯罪,生机勃勃的千村万户被弄得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深入贯彻,生产队自主权重新摆到了它应有的地位,人们哪能不由衷地高兴!但是,在贯彻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政策的过程中,阻力还是很多的。从目前来看,在不少生产队,自主权还仅仅意味着在作物地块和品种的选择上有了一点余地,其他还谈不上;而有些生产队,连这点权利还没有得到。有的队干部和社员对我们说:“我们只有劳动权,没有自主权。”这种现状告诉我们: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的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已经“过头”。

      那么,有了自主权的生产队是不是都“不听指挥”了呢?我们还是多看事实吧!有一个县,也曾被人描绘成自主权多得“乱了套”,可是一调查,今年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面积都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国家计划。天下哪有这样“不听指挥”的生产队!后来我们渐渐摸到了一个“窍门”:遇到埋怨下面“不听指挥”特别厉害的干部,就叫叫真,请他提供一个“最不听指挥”的典型,一下子就“将军”了,因为这样的典型确实很难找。这说明,有些干部,特别是上面的干部,并没有亲自调查研究,而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是懂得如何正确行使自主权的,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那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不顾国家计划、不听正确指挥的生产队虽然也有,应当做好他们的工作,处理好自主权同党的领导的关系,但这样的生产队只是极少数,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把支流当作主流。再说,对于“不听指挥”,也要作具体分析:究竟是正确的指挥,还是错误的指挥、瞎指挥?事实上,凡是指挥受阻的地方,一般都事出有因。我们问过一位县委书记,今年在哪些问题上卡过壳,他很坦率地举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某项县办水利工程继续平调生产队的劳力;第二件是不经试验就大面积推广某种作物;第三件是在播种时间上不顾实际情况又搞了“一刀切”。他说:“这不能怨下面,应该从上面来检查。过去生产队遇到这种情况,都忍气吞声,现在他们敢说话、敢抵制了,这应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可惜能够这样严以解剖自己的领导干部不是很多。

      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既然是这样一件大得人心的好事,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多非议?通过调查,我们感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十多年来有些干部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较深,思想完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需要有一个过程。有的老干部忘记了群众路线的老传统,也习惯于那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手段了;有些比较年轻的干部,从当干部那一天起,就没有听说过生产队还有什么自主权,接触的就是“挖修根”“拔修苗”以及“一声雷”“一刀切”那一套,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看到原来唯命是从的基层干部居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就认为大逆不道,“乱套了”,甚至对党的政策也产生了怀疑。这恰恰从反面说明,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是保证生产队自主权正确行使的关键。

      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是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去继续贯彻落实。大量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对客观形势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估计,分清主流与支流,千万莫把“开头”当作“过头”。这是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的前提。否则就会左右摇摆,贻误工作,甚至像毛主席讽刺过的那位好龙的叶公那样,天天念叨生产队自主权,等到自主权真正来临的时候,又惊慌失措,迷失方向了。

(原载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刊发时原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编者按为《人民日报》转载时所加,略有删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报章里的改革史》,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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