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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章里的改革史》40年,这部作品仍令人念念不忘
发表时间:2018年12月01日 12:13来源:中新网广西

摘要提示:“我们高兴地向大家推荐《哥德巴赫猜想》一文。老作家徐迟同志深入科研单位写出的这篇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热情讴歌了数学家陈景润在攀登科学高峰中的顽强意志和苦战精神,展示了陈景润对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一著名世界难题的卓越贡献。”这段“编者按”,刊登在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当日的这份报纸,只有四个版,却拿出了两个半版面的篇幅,从头版整版开始,转载了《人民文学》杂志当年首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王国平

一万八千字,就像一首诗

      “《哥德巴赫猜想》是站在思想巅峰之上的写作与思考。它的长久生命力表明,文学最为重要的还是思想品质与精神品相。”报告文学作家徐剑说。

      “……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巉岩升登,降下又升登!……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一张又一张运算的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哥德巴赫猜想》中的这些句子,历来为人称道。

      “读《哥德巴赫猜想》为何让人激动不已?因为诗人的激情排山倒海一般涌来,字里行间有着饱满的诗性。”作家叶梅说。

      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李朝全看来,一万八千字左右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像是一首诗,将抽象、玄奥的科技术语和概念形象化,变得生动可读,“充分彰显了报告文学创作短、平、快、新、实的特点,实现了报告性、新闻性和艺术性、文学性的完美统一与融合”。

      “可以说,《哥德巴赫猜想》有力地界定了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内涵和外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

把陈景润当成文学画廊中的人物来写

      徐迟动手写《哥德巴赫猜想》时已经63岁了。“读这篇报告文学,你分明能感受到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典雅、高贵,文字有韵律感。”报告文学作家徐剑说。

      不仅传统的底子深厚,徐迟还是翻译家,他的译著《瓦尔登湖》至今都是权威版本。他19岁开始写诗,写过一系列的小说、散文和文艺评论,《徐迟文集》共计10卷。他写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真正的“厚积薄发”。

      报告文学作家赵瑜认为,现在的部分作品,写的人物只是一个符号,陷入理念化、概念化、数据化的误区。这就越发看出徐迟刻画人物的功力,“他写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围绕人、人心、人性、人的特征、人的时代代表性来写。他是把陈景润当成文学画廊中的人物来写的”。

      《哥德巴赫猜想》就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作品的成色;也是一杆秤,可以称出作品的斤两。

      “科学的春天”这首大歌的领唱

      当年转载这篇报告文学时,《光明日报》“编者按”写道,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会从这里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鞭策”,而普通读者则“一定会为我们国家有这样优秀的科学家和这样出色的科研成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事实证明,这样的判断精准而又切合实际。

      《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徐坤当年就是在《光明日报》上读到这篇文章的,“读了一遍又一遍,‘陈景润’‘皇冠上的明珠’‘(1+1)’

      

      ‘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这些关键词和生动细节,一直刻在脑海里,印象太深了”。

      叶梅初读《哥德巴赫猜想》则是在田间地头。1978年,她在湖北恩施偏远的山区生产队蹲点。当时由于父母受到冲击,她经常遭遇莫名其妙的批评,心里很压抑。就在田间劳动时,她接到了家人寄来的当年首期《人民文学》杂志,站着一口气把《哥德巴赫猜想》读完了,“那个感觉,现在想起来都忍不住热泪盈眶,真是云开雾散、豁然开朗,天地是如此明亮”。

      李敬泽当时14岁,他跟着大人,听着广播喇叭里朗诵《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人组织,大家都听进去了。感觉喇叭里的这个声音,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在李敬泽看来,这部作品敏锐地捕捉了时代精神,是文学对社会历史进程一次非常有力的参与,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价值,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哥德巴赫猜想》是‘科学的春天’这首大歌的领唱。”《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说,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在当时甚至就是报效祖国、攀登科学高峰的代名词。这是一个时代的新风尚。文学艺术出色地参与了这一重知识、爱科学、得民心、有力量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原载《光明日报》,2018年2月5日)

      旧报章

哥德巴赫猜想(节选)

◎徐 迟

      数学分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论讨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支,名叫“数论”。17世纪法国大数学家费马是西方数论的创始人。但是中国古代老早已对数论作出了特殊贡献。《周髀》是最古老的古典数学著作。较早的还有一部《孙子算经》。其中有一条余数定理是中国首创。后来被传到了西方,名为孙子定理,是数论中的一条著名定理。直到明代以前,中国在数论方面是对人类有过较大的贡献的。13世纪下半纪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潮了。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他的联立一次方程式的解法比瑞士大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出了五百多年。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著有《四元玉鉴》。他的多元高次方程的解法,比法国大数学家毕朱,也早出了四百多年。明清以后,我们落后了。然而中国人对于数学好像是特具禀赋的。中国应当出大数学家。中国是数学的故乡。

      有一次,老师给这些高中生讲了数论之中一道著名的难题。他说,当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的大科学家。其中,有瑞士大数学家欧拉;有德国的一位中学教师,名叫哥德巴赫,也是数学家。

      1742年,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是这需要给予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那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来帮忙做出证明。一直到死,欧拉也不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两百多年来,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

      说到这里,教室里成了开了锅的水。那些像初放的花朵一样的青年学生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同学们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老师说,你们都知道偶数和奇数。也都知道素数和合数。我们小学三年级就教这些了。这不是最容易的吗?不,这道难题是最难的呢。这道题很难很难。要有谁能够做了出来,不得了,那可不得了啊!

      青年人又吵起来了。这有什么不得了。我们来做。我们做得出来。他们夸下了海口。

      老师也笑了。他说:“真的,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梦呢。我梦见你们中间的有一位同学,他不得了,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高中生们哄的一声大笑了。

      但是陈景润没有笑。他也被老师的话震动了,但是他不能笑。如果他笑了,还会有同学用白眼瞪他的。自从升入高中以后,他越发孤独了。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都不理睬他。他们用蔑视的和讥讽的眼神瞅着他。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

      第二天,又上课了。几个相当用功的学生兴冲冲地给老师送上了几个答题的卷子。他们说,他们已经做出来了,能够证明那个德国人的猜想了。可以多方面地证明它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哈!

      “你们算了!”老师笑着说,“算了!算了!”

      “我们算了,算了。我们算出来了!”

      “你们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说,你们算了吧,白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你们这些卷子我是看也不会看的,用不着看的。那么容易吗?你们是想骑着自行车到月球上去。”

      教室里又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些没有交卷的同学都笑话那几个交了卷的。他们自己也笑了起来,都笑得跺脚,笑破肚子了。唯独陈景润没有笑。他紧结着眉头。他被排除在这一切欢乐之外。

      第二年,老师又回清华去了。他早该忘记这两堂数学课了。他怎能知道他被多么深刻地铭刻在学生陈景润的记忆中。老师因为同学多,容易忘记,学生却常常记着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

      福州解放!那年他高中三年级。因为交不起学费,1950年上半年,他没有上学,在家自学了一个学期。高中没有毕业,但以同等学力报考,他考进了厦门大学。那年,大学里只有数学物理系。读大学二年级时,才有了一个数学组,但只四个学生。到三年级时,有数学系了,系里还是这四个人。因为成绩特别优异,国家又急需培养人才,四个人提前毕了业;而且,立即分配了工作,得到的优待,羡慕煞人。一九五三年秋季,陈景润被分配到了北京!在第X中学当数学老师。这该是多么的幸福了呵!

      然而,不然!在厦门大学的时候,他的日子是好过的。同组同系就只四个大学生,倒有四个教授和一个助教指导学习。他是多么饥渴而且贪馋地吸饮于百花丛中,以酿制芬芳馥郁的数学蜜糖呵!学习的成效非常之高。他在抽象的领域里驰骋得多么自由自在!大家有共同的dx和dy等等之类的数学语言。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三年中间,没有人歧视他,也不受骂挨打了。他很少和人来往,过的是黄金岁月;全身心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面。真想不到,那么快,他就毕业了。一想到他将要当老师,在讲台上站立,被几十对锐利而机灵,有时难免要恶作剧的眼睛盯视,他禁不住吓得打战!

      他的猜想立刻就得到了证明。他是完全不适合当老师的。他那么瘦小和病弱,他的学生却都是高大而且健壮的。他最不善于说话,说多几句就嗓子发痛了。他多么羡慕那些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下了课回到房间里,他叫自己笨蛋。辱骂自己比别人的还厉害得多。他一向不会照顾自己,又不注意营养。积忧成疾,发烧到摄氏三十八度。送进医院一检查,他患有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症。

      这一年内,他住医院六次,做了三次手术。当然他没有能够好好的教书。但他并没有放弃了他的专业。中国科学院不久前出版了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刚摆上书店的书架,陈景润就买到了。他一头扎进去了。非常深刻的著作,非常之艰难!可是他钻研了它。住进医院,他还偷偷地避开了医生和护士的耳目,研究它。他那时也认为,这样下去,学校没有理由欢迎他。

      他想他也许会失业?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他节衣缩食,一支牙刷也不买。他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他积蓄了几乎他的全部收入。他横下心来,失业就回家,还继续搞他的数学研究。积蓄这几个钱是他搞数学的保证。这保证他失了业也还能研究数学的几个钱,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数学。至于积蓄一旦用光了,以后呢?他不知道,那时又该怎么办?这也是难题;也是尚未得到解答的猜想。而这个猜想后来也证明是猜对了的。他的病好不了,中学里后来无法续聘他了。

      厦门大学校长来到了北京,在教育部开会。那中学的一位领导遇见了他,谈起来,很不满意,提出了一大堆的意见:你们怎么培养了这样的高才生?

      王亚南,厦门大学校长,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听到意见之后,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他们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他不同意他所听到的意见。他认为这是分配学生的工作时,分配不得当。他同意让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

      听说他可以回厦门大学数学系了,说也奇怪,陈景润的病也就好转了。而王亚南却安排他在厦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又不让管理图书,只让他专心致意的研究数学。王亚南不愧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陈景润也没有辜负了老校长的培养。他果然精深地钻研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大厚本儿的《数论导引》。陈景润都把它们吃透了。他的这种经历却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当初,我国老一辈的大数学家、大教育家熊庆来,我国现代数学的引进者,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执教。三十年代之初,有一个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失了学,失了学就完全自学的青年人,寄出了一篇代数方程解法的文章,给了熊庆来。熊庆来一看,就看出了这篇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彩。他立刻把它的作者,姓华名罗庚的,请进了清华园来。他安排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当文书,可以一面自学,一面大量地听课。尔后,派遣华罗庚出国,留学英国剑桥。学成回国,已担任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又介绍他当联大教授。华罗庚后来再次出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和依利诺的大学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华罗庚马上回国来了,他主持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

      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中也很快写出了数论方面的专题文章,文章寄给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一看文章,就看出了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彩,也提出了建议,把陈景润选调到数学研究所来当实习研究员。正是: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

      1956年年底,陈景润再次从南方海滨来到了首都北京。

      1957年夏天,数学大师熊庆来也从国外重返祖国首都。

      这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有熊庆来、华罗庚、张宗燧、闵嗣鹤、吴文俊等等许多明星灿灿;还有新起的一代俊彦,陆启铿、万哲先、王元、越民义、吴方等等,如朝霞烂漫;还有后起之秀,陆汝钤、杨乐、张广厚等等已入北京大学求学。在解析数论、代数数论、涵数论、泛涵分析、几何拓扑学等等的学科之中,已是人才济济,又加上了一个陈景润。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齐整。条件具备了,华罗庚作出了部署。侧重于应用数学,但也要向那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挺进!

      要懂得哥德巴赫猜想是怎么一回事,只需把早先在小学三年级里就学到过的数学再来温习一下。那些12345,个十百千万的数字,叫做正整数。那些可以被2整除的数,叫做偶数。剩下的那些数,叫做奇数。还有一种数,如2,3,5,7,11,13等等,只能被1和它本数,而不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叫做素数。除了1和它本数以外,还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这种数如4,6,8,9,10,12等等就叫做合数。一个整数,如能被一个素数所整除,这个素数就叫做这个整数的素因子。如6,就有2和3两个素因子。如30,就有2,3和5三个素因子。好了,这暂时也就够用了。

      1742年,哥德巴赫写信给欧拉时,提出了: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二个素数之和。例如,6=3+3。又如,24=11+13等等。有人对一个一个的偶数都进行了这样的验算,一直验算到了三亿三千万之数,都表明这是对的。但是更大的数目,更大更大的数目呢?猜想起来也该是对的。猜想应当证明。要证明它却很难很难。

      整个18世纪没有人能证明它。

      整个19世纪也没有能证明它。

      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问题才开始有了点儿进展。

      很早以前,人们就想证明,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不太多的”数之和。他们想这样子来设置包围圈,想由此来逐步、逐步证明哥德巴赫这个命题一个素数加一个素数(1+1)是正确的。

      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法(这是研究数论的一种方法)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都不超九个的”数之和。布朗证明了:九个素因子之积加九个素因子之积,(9+9),是正确的。这是用了筛法取得的成果。但这样的包围圈还很大,要逐步缩小之。果然,包围圈逐步地缩小了。

      1924年,数学家拉德马哈尔证明了(7+7);一九三二年,数学家爱斯斯尔曼证明了(6+6);一九三八年,数学家布赫斯塔勃证明了(5+5);一九四○年,他又证明了(4+4)。一九五六年,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一九五八年,我国数学家王元又证明了(2+3)。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接近于(1+1)了。但是,以上所有证明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其中的二个数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1948年,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另外设置了一个包围圈。开辟了另一战场,想来证明: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六个的”数之和。他果然证明了(1+6)。

      但是,以后又是十年没有进展。

      1962年,我国数学家、山东大学讲师潘承洞证明了(1+5),前进了一步;同年,王元、潘承洞又证明了(1+4)。一九六五年,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多夫和数学家庞皮艾黎都证明了(1+3)。

      1966年5月,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升上了数学的天空,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

      自从陈景润被选调到数学研究所以来,他的才智的蓓蕾一朵朵地烂漫开放了。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等等之上,他都改进了中外数学家的结果。单是这一些成果,他那贡献就已经很大了。

      但当他已具备了充分依据,他就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来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了。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统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深深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巉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他没有时间来分辩;他宁可含垢忍辱。餐霜饮雪,走上去一步就是一步!他气喘不已;汗如雨下。时常感到他支持不下去了。但他还是攀登。用四肢,用指爪。真是艰苦卓绝!多少次上去了摔下来。就是铁鞋,也早该踏破了。人们嘲笑他穿的是通风透气不会得脚气病的一双鞋子。不知多少次发生了可怕的滑坠!几乎粉身碎骨。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越过了雪线,到达雪峰和现代冰川,更感缺氧的严重了。多少次坚冰封山,多少次雪崩掩埋!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啊,爬啊,爬啊!恶毒的诽谤,恶意的污蔑像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然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爱护的阳光又温暖了他。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他终于登上了攀登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1+2)的台阶。

      他证明了这个命题,写出了厚达二百多页的长篇论文。

(原载《光明日报》,1978年2月16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报章里的改革史》,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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