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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章里的改革史》韩琨事件:使大批科技人员免除牢狱之灾
发表时间:2018年12月03日 09:00来源:中新网广西

摘要提示:一篇千字人物报道,把一个基层科技人员推到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因光明日报的报道名闻全国,并将载入史册。

◎叶 辉

      被称为“中国星期天工程师无罪第一案”的韩琨事件,使“星期天工程师”从地下转到地上,由非法变成合法,这一转换极大地解放了科技生产力,推动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我国有限的科技力量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对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说:“韩琨事件使一大批类似韩琨这样的科技人员免除了牢狱之灾!”

      2008年,《新京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报道中回顾了“韩琨事件”,该报为此发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的文章《给人才“松绑”造福社会》。

事件缘起

      谢军,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上世纪80年代叱咤上海滩乃至声播全国的名记者。他写的韩琨事件报道打响了《光明日报》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问题是否合法系列报道的第一枪。

      据谢军提供的资料介绍,韩琨事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崛起,这些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创办企业的农民精明而大胆。缺乏技术怎么办?他们迅速把目标对准了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周末或节假日把他们请到企业进行技术服务,付给科技人员报酬。这一做法逐渐形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大历史景观的“星期天工程师”现象。

      “星期天工程师”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出现,有效缓解了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缺乏技术的严重问题,却马上遇到了旧观念、旧体制的强烈抵制,科技人员所在单位对这些外出“赚外快”的技术人员的行为非常恼火,被视为是对人才部门或单位所有制的权力的挑战。人才单位所有制的制度性阻碍马上显现出来,人才所在单位利用单位的人事权加以制止,一旦发现制止无效,他们就会借助司法的力量施压,因为司法机关依据的还是旧的法律法规,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收取报酬往往被认定是受贿,这就导致许多“星期天工程师”遭遇被拘捕甚至判刑的厄运。

      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收取报酬的合法性问题,已成为当时一大无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韩琨原系1950年代的调干生,毕业于军事院校,是军需企业的技术骨干,曾在我国自行设计的火炮用橡胶配制件以及军工产品研制中作出过贡献,受到多次嘉奖。后转业至上海市橡胶制品研究所任助理工程师。

      1979年底的一天,上海奉贤县钱桥工业公司经理通过关系找到韩琨,邀请他担任钱桥橡胶用品厂的技术顾问,被韩琨婉拒。钱桥乡领导三顾茅庐,企业对他言听计从,尊崇有加,已按他的意见建厂房,添设备,韩琨很是感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韩琨军人出身,组织观念很强,虽然他乐意奉献,愿意用自己的技术为乡镇企业服务,但他有顾虑,表示帮助可以,但须征得单位同意。钱桥乡党委见他已松动,立即找到了韩琨所在单位橡胶制品研究所,征得了研究所领导同意。韩琨这才接受了聘书。韩琨因此成为一个此后备受责难、最终载誉历史的“星期天工程师”的杰出代表。

      问题出在了企业对他的奖励上。作为乡镇企业的创办者,这些农民是精明的,也是大方的,重情义的,是懂得感恩的。他们感激韩琨寒来暑往的奔波操劳,决定一次性奖励韩琨3300元。两年时间,以效益上百万和个人所得奖励的区区3000多元,这样的比例用当时该厂工人的话说太不成比例了。

      之所以做这样的奖励并非师出无名,钱桥乡党委和乡工业公司进行过认真研究,并参照当时劳动部门对科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搞第二职业实施津贴的有关规定,和当时国家科委对科研成果奖励条例,经集体讨论后才做出决定的。奖励分若干项目:奖金1200元;18个月来回的车票、外勤补贴728元;韩琨妻子没有工作,长期卧病,家庭生活困难,每月补贴88元,补21个月,得1848元,三项合计3376元。对妻子补贴部分,韩琨坚持不收,婉拒不成,存在了银行里,当时他就表态:“如果不合规章,如数退回。”而其他部分,韩琨收下了。就是这笔奖金给韩琨带来了灾难。

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韩琨是功臣还是罪人?3000多元奖金补贴该不该拿?一时在司法界、知识界众说纷纭。

      韩琨案件经检察院侦查结束移送到法院,长宁区法院主审法官杜经奉对此案却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在经过深入地调查之后,杜法官得出结论:韩琨非但无罪,而且有功!

      问题复杂了,围绕韩琨案,检察院和法院之间发生了不同看法,引发了一场争论。

      谢军是从上海市科技干部管理处的朋友处获悉韩琨案的。他从韩琨案中掂出这一事件的分量,马上判断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

      科技局的朋友告诉他,关于韩琨案,上海市领导专门下令:不许报道。对于一个党报记者来说,是遵守命令还是冒着风险进行报道?此时,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格、胆识、良知发挥了作用,谢军决定舍弃个人利益,冒着风险对此进行报道。他马上找到区法院的杜经奉法官和一位副院长,告知自己准备写报道的想法,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采访进展顺利。他又找到韩琨本人采访,还找了举报韩琨的橡胶研究所等单位和相关人员。深入采访之后,他占有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稿子很快完成。稿件发回报社后,报社高度重视,编委会很快安排刊出。编辑部还给稿件加了一个旗帜鲜明的标题:“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这篇稿子1982年12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

      就像引爆了一颗炸弹,“星期天工程师”问题触及了社会的神经,马上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强烈震荡,韩琨事件震惊全国。

      12月24日,也就是报道发表的次日,谢军接到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的电话,这位法学专家在电话里急切地表示他要来见记者,要发表自己对韩琨事件的看法。

      1983年1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徐盼秋的文章《要划清是非功罪的界限》,这位法学专家从法律上阐述了对“韩琨事件”的看法,旗帜鲜明地对韩琨的做法表示支持。同一天,《光明日报》还发表了韩琨的辩护律师郭学诚的文章《法律应保护有贡献的知识分子》。

      韩琨事件引爆之后,全国各地的来信雪片似的飞向编辑部和记者站,光明日报顺势而为,在报纸上开辟“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业余应聘接受报酬?”专栏,开始就韩琨事件展开大讨论。

      许多读者希望更进一步了解韩琨事件的细节,为此,编辑部指示谢军再做一篇详细报道。1月13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刊登谢军的长篇通讯《韩琨事件始末》。

      在《光明日报》的推动下,韩琨事件持续发酵,《光明日报》的专栏引导着舆论,引导着科技人员业余兼职领取报酬是否合法的大讨论更深入地展开,这场讨论波及全国科技、公检法司、劳动人事、党政机关各部门。讨论持续了四个月,谢军就此先后写了10多篇报道一步步跟进。

      新闻记录历史,影响今天。大讨论的结果是,“韩琨事件”引起高层注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法委专门就此开会讨论,并形成明确的意见:韩琨无罪!

      1983年1月21日,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主持召开政法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韩琨事件”,并作出六条决定:韩琨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类似韩琨的星期天工程师一律释放;公检法机关今后不再受理韩琨这类案子;关于业余应聘接受报酬等政策上的问题,由中央另行研究。

      中共中央发文通知全国各地,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业余兼职并获取合理报酬,由此受打击的科技人员一律平反,一大批“韩琨”重获自由。

      1月30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隆重推出时任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答本报记者问的报道,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收取报酬问题终于迎来了新的政策——允许科技人员业余兼职并收取报酬。

      韩琨这个小人物因为一件并不显著的小事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他的这一特殊年代的特殊遭遇折射出历史的进步,反映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巨大变迁。

媒体人的勇气

      著名作家张贤亮认为,(20世纪)80年代最可贵的东西是:勇气!

      《光明日报》上世纪80年代的报道中,因为有了勇气,才敢于突破旧的政策和法规底线,敢于顶住压力与抵制改革的势力进行较量,敢于旗帜鲜明地支持在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为改革助阵呐喊。张志新、遇罗克、马寅初、孙冶方、栾茀、韩琨、蒋筑英等人物报道便是《光明日报》当时刊发的影响最大、效果最好、最为社会各界称道的成功的人物报道。每个人物报道都呼应着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和社会关切。而这些人物报道的推出无不彰显着光明日报领导、编辑和记者的勇气。

      纵观20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那就是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央主流媒体的领导人身上都有着一个相同的特质:勇气!这种勇气弥漫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发散在他们的言行中,贯穿于他们的行动中。他们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

      旧报章

救活工厂有功 接受报酬无罪

◎谢 军

      上海去年底发生了一起控告一名科技人员犯罪的特殊案件。围绕着“他是不是罪人”这个问题,在上海政法部门引起了一场持续一年之久的争论,目前尚有余波。他的名字叫韩琨,是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师。他在所里被作为犯罪分子,从科研岗位“下放”到车间从事体力劳动。

      事情要从1979年说起。上海奉贤县钱桥橡塑厂在这年10月决定转产微型轴承橡胶容封圈。这是上海微型轴承厂急需的配套产品。这种产品小而精巧,难度较高,没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是啃不下来的。当钱桥橡塑厂党支部书记专程赶到市区韩琨家里聘请他担任技术顾问时,他想到这项工作既能为国家填补一项空白,又能多创外汇,就欣然同意了。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星期天和其他休息时间竭尽全力帮助工厂攻关。虽然从市区家中到远郊工厂来回二三百里,交通不便,但他每逢休息日总是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大年初一也不例外。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这种新产品终于试制成功并正式投产。

      这个厂原来的老产品没有销路,因而连年亏损,面临关门的威胁。橡胶密封圈上马后,绝路逢生,工厂一年比一年兴盛:1980年扭亏为盈,今年预计可盈利达40万元。上海微型轴承厂采用了这个厂供应的橡胶密封圈后,也提高了对外竞争的能力。

      但是意料不到的是,为工厂注入繁荣血液的韩琨却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问题出在敏感的“钱”上。他的妻子是农村户口,家中有两个孩子,经济比较困难。钱桥橡塑厂领导出于关心和鼓励,从1979年12月起,以他妻子的名义每月支付88元,作为韩琨的劳动报酬,付了21个月,共1848元。1981年初,经上级党委批准,该厂嘉奖试制橡胶密封圈的有功人员,发给韩琨奖金1200元。此外加上别的零星收入,他共获3400余元。上海橡胶制品所的领导得知这个情况后说:“韩琨拿了钞票,问题的性质就变了。这是一个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应依法予以制裁”。

      1981年10月,该所下令把他调往车间劳动,作出“停发每月奖金”的决定;取消他晋升工程师的资格。同时,以所的名义向区人民检察院控告了他。检察院立案侦查后,向本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韩琨收受贿赂,构成受贿罪。

      韩琨在检察院立案的第二天,就把所谓的“赃款”近3000元现金送交检察院。消息传到钱桥,在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许多同志激愤地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罪人?老韩用自己的知识把我们厂扶起来救活了。公社党委书记说:“这样的人才难得,要吃官司,我替他去。”厂领导说:“这3000多元都是我们商量出来的,有错误,由我们承担。”研究所的大多数科技人员对所领导的种种做法也表示不满。

      这个区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韩琨不仅没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相反,他却创造了社会财富。因此,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要求区检察院撤诉。一位自始至终参加此案调查的审判员说:“我们的法律应该保护有贡献的知识分子。韩琨有缺点,应热情帮助,但决不能一棍子把人家打下去。”

      区检察院虽最终撤诉了,但还坚持认为韩琨“有罪”,只因他“能够交代罪行,积极退赔,决定从宽处理,免予起诉”。韩琨不服,提出申诉,但被“驳回”。

      最近中共上海市委陈国栋、杨士法等领导同志对该案作了批示,明确指出把韩琨作为“罪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尽快恢复他从事技术工作的权利,工程师职称照样晋升。除挂名工资外,1200元成果奖归还本人。市委领导并指示有关部门认真研究,重新处理。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3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报章里的改革史》,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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